剑是古代一种传统的击刺型兵器，适用于近战。《释名·释兵》云“剑，检也，所以防检非常也。”古人常常将其佩带于身上，故《说文·刃部》又说，“剑，人所带兵也。”长身、短柄。剑身中部较厚，往往纵起中脊，两侧斜煞成刃，向前收聚成剑锋。其质地有青铜的，铁的，钢的，玉的，石的，甚至还有木制的。剑不用时插于鞘内，佩在人的腰间，较长时间不用，往往装在剑椟内，或架在兵器架上。

中国早期的剑出现在商代晚期，是用青铜铸造的，剑身较短，与匕首难以区分。如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的，长约30厘米，整体略弯，剑首铸作羊头形或铃形，具有草原文化特征。

西周早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青铜剑，如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西周墓出土者，整体酷似细长的柳叶，剑身纵起中脊，无格（护手），剑茎扁窄，上面有两个钉孔，长仅27厘米，装木柄钉钉后使用。此时或稍后，还出现一种窄三角形剑身，细窄剑茎的短剑，这种剑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过，同时出土的还有装饰有蛇、牛纹饰的铜剑鞘。

此时的剑不但形体短，数量也少。只能直刺，不具备后来的劈砍功能，故古人以“直兵”目之。之所以这样，主要是商代后期乃至西周一代，是车战逐渐发展的时期，车战主要需要戈、矛类长兵器和弓箭等与远远射兵器，只有车毁马伤，车士近身肉搏时，剑才能排上用场。而这一情况几率较少。用得少，数量必然少。所以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戈、矛、箭镞等兵器多，而剑甚少。这一时期可称为剑的草创时期或滥觞时期。

春秋早期乃至中期前段，仍是短剑的时代，但出现了演进的端倪，一是剑身有所加长，二是柱脊明显并加粗，这样剑使用起来就不会轻易折断。另外有的剑在茎末端加铸了剑首，更便于持握。考古资料中，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春秋早期墓地出土的四柄青铜剑，长度在29.7～39.1厘米之间，剑身都有柱状脊和圆饼状剑首。洛阳中州路2415号墓出土了一柄青铜剑，剑身较宽，后端铸成锯齿状。柱状脊通贯剑身，并伸出一段作剑茎，剑茎上装配有象牙剑柄，全长33厘米。出土时还套有整块象牙雕成刻有蟠螭纹的剑鞘。

说明到了春秋时期，作为兵器的剑，也得到了上层人物的宠爱。这一时期，剑的尺寸仍然较短，其使用功能仍以直刺为主。河南洛阳金村曾出土一面铜镜，镜背纹饰为刺虎图像，一武士骑在马上，手持短剑面对返身扑来的猛虎。

剑特别是青铜剑的发展，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达到了顶峰。这一变化是从南方各国开始的。南方多雨，河湖纵横，树木葱茂，陆路交通不便，多舟船而少车马，在战争中步兵乃至水军往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加之春秋晚期至战国，青铜冶铸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为青铜剑的铸造和形制的改进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。其使用情况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铜鉴的纹饰提供了形象资料，图像中的武士，无论持矛者、持戟者、持弓者，腰间都佩剑，还有的一手持盾，一手挥剑。

这一时期青铜剑的特点一是尺寸逐渐加长，剑脊加粗，二是对铜、锡、铅的配比加以改进，因而铸造出的剑不但便于突刺，还能砍斫。当时，衡量一柄良剑的标准，是“为刺则入，击则断，旁击而不折。”

天下利剑，多出于吴越，而吴越之剑，尤以越王勾践剑为翘楚。此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墓，现湖北省博物馆。通长55.6、宽4.6厘米。两侧剑刃略成两度弧曲。最宽处在距剑格三分之一处。往前逐渐内收，至前锋处再度扩展，然后收聚成前锋，利于刺击。剑身中间起脊棱，又不易折断。剑格上铸兽面纹。筒形剑茎，后接圆饼形剑首。剑身满饰菱形暗格纹。近格处有鸟虫书“越王勾践，自作用剑”铭文。剑格的一面花纹内嵌绿松石，另一面嵌蓝色玻璃。出土时插在黑漆木剑鞘内，剑茎上有缠缑的丝绳痕迹。

这柄铜剑集华美与实用于一身，至今仍光彩耀眼，锋利异常，称得上是青铜剑精品中的精品。郭沫若先生看了这柄剑之后欣喜异常，遂赋诗以贺，其中两句为“越王勾践破吴剑，专赖民工字错金。”除了这柄越王勾践剑外，在湖北、河南、安徽、山西等地还出土过越王州勾剑、越王丌北古剑、吴王夫差剑、吴王光剑等等，剑剑铸制精良。

进入战国以后，为了实战需要，加长剑的长度，匠师们费尽心思，甚至铸出了剑脊、剑锋用不同配比的铜、锡，分两次铸成的复合剑。

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的一柄铜双色剑，长80、宽42厘米。剑刃前部略有弧曲。剑身中部有凸起的菱形脊，剑茎扁长，无箍，实心，又称扁茎剑。由于剑锷和剑脊用比例不同的铜锡配比铸成，脊部含铜较多，韧性好，不易折断。刃部含锡较多，坚硬而锋利。

类似的复合铜剑陕西省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也出土过，据化学成分检测，剑脊的含锡量约为10%，颜色略呈暗红色，而剑锋的含锡量约为20%，色泽青冷。通长91、刃宽3.3厘米，比春秋晚期的剑长了三十几厘米。

出土时光亮如新，据说尚可一次划破十几张纸。称之为“炼质才三尺，吹毛过百重”不为夸张。

战国是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，表现在军事上，就是战车和车战渐渐走向下坡路，灵活迅疾的骑兵崭露锋芒。而骑兵作战对兵器装备，特别是剑提出了新的要求，一是尺寸加长，二是韧性要更好。由于青铜剑材质和复杂的铸造工艺等原因，限制了它的发展，在我国的冶铁技术是春秋中期出现的，出现不久就开始用于矛、剑、戟、镞等兵器制造。时代最早的钢铁剑是湖南长沙铁路车站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，长38.5厘米。

经金相分析，是用含碳5%的中碳钢反复叠打锻造的，金相组织分布均匀，似经过热处理。类似的铁剑甘肃灵台春秋秦墓也出土过。

目前，出土战国时期的钢铁剑很多，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35柄铁剑，一般长80厘米左右，最长的一柄长95.1厘米。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丛葬墓出土有15柄铁剑，选取了3柄进行检测，其中两柄是用块炼铁渗碳锻制的钢剑，最长的一柄长达1米以上。这样的剑适应了当时日渐发展的骑兵和步兵的需要。但是由于钢铁剑容易氧化锈蚀，很难有一柄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。

战国以后特别是西汉时期骑兵迅速发展，到汉武帝时期逐渐取代车兵，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。也正是骑兵的崛起，对兵器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诉求，最主要的一是矛，二是剑、盾。剑在骑兵手中，砍斫功能更大于突刺功能，而剑的形制限制了砍斫功能的发挥。西汉早期一种长身、短柄、环首、厚背薄刃的刀出现了，它更适合骑兵使用。又因其形制简单，制作容易，易于用钢铁锻造，所以很快发展起来，到了西汉中期，逐渐在取代了剑，成了军队的重要武器装备。

西汉中期以后，剑虽然从军队的武器装备中退伍了，但它没有消亡，王公贵族佩带它以别品秩、文人侠士视它为珍宠，术士用它作法器，以传统的剑文化的形式流传下来，几千年不衰。